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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3月，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处境已经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，部队被马家军的骑兵反复切割、追击，弹尽粮绝，伤员无法安置，电台只剩下最后一台勉强能修。 石窝山上的会议开得很短，决定把剩下的部队分成几路，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队伍回陕北报告，余部分散打游击，其中一路由李先念、程世才带着三十军剩下的千余人，编成左支队，向西进入祁连山。 这支队伍后来的任务是穿过整条祁连山脉，出山之后继续向西，进入新疆，从石窝山到星星峡，直线距离不算太远，但中间隔着的是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山、没有人烟的河谷、和一片连着一片走不到头的戈壁，左支队在这条路上走了四十多天，出发时一千多人，走到终点时剩下四百余人。 石窝会议开完的那个傍晚，左支队就开始往祁连山深处走。部队的状态已经很差，战士们的衣服在河西走廊的连续作战中早就磨烂了，许多人脚上没有完整的鞋，用破布和干草裹着。马匹剩下不多，能骑的牲口优先给了伤员和电台，大部分人是徒步。 祁连山3月的天气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，海拔越高，风雪越硬，夜里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度是常有的事。队伍里没有足够的帐篷和御寒的被服，宿营的时候只能找背风的山坳，几个人挤在一起，靠体温硬扛。有些人夜里睡下去，第二天早上就没有再站起来。 冻伤比战斗减员更安静，也更难以统计，脚趾和手指发黑坏死的战士，只能跟着队伍继续走，走不动了就留在路边的石窝里。 进山最初那一段，后面还有马家军的追兵咬着，左支队不敢走大路，也不敢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太久，只能沿着野马河谷和雪山之间的缝隙往西插。路是牧民踩出来的，有些地方连牧民都不走。 翻越海拔五千米的雪山时，空气稀薄到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，马匹喘得比人更厉害，有些牲口倒在雪里就再也拉不起来。部队进山时一千余人，走到祁连山西麓河谷的时候，只剩下了九百多人。 比风雪和追兵更磨人的，是方向上的不确定。左支队进山的时候，唯一一部电台的汽油发电机出了故障，没有电池，也没有汽油，和中央的联系完全断了。电台的工作人员把汽油发电机拆开，试着改成手摇发电，一连很多天都没有成功。 一支正在穿越雪山的队伍，不知道外面的局势变成了什么样，不知道中央对他们的去向有什么指示，也不知道继续往西走到底会走到什么地方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3月下旬。 部队到达青海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时，电台人员终于把发电机改成了手摇的，报务员在岩石旁边摇着把手，把信号发了出去，中央的回电很快，指示左支队保存力量，向西往新疆或者内蒙古方向走，不论走到哪里，中央都会派陈云和滕代远去接应。 祁连山里几乎没有粮食。进山时每个人身上带的干粮，几天之内就吃完了。沿途的牧民很少，左支队在考克塞一带遇到了几户蒙古族牧民，通过向导的沟通买到了两三百只羊，这是四十多天里为数不多的一次补给。 羊吃完之后，能吃的只剩下牲口。支队首长下了命令，杀马，杀骆驼，把肉分给各个营。骑兵连的马最先杀，然后是团以下干部的马，再往后连支队首长自己骑的马也牵了出来。 三营的战士看见牵过来的是一匹大白马，认出是李先念的坐骑，围在旁边不肯动手，说宁愿饿死也不杀首长的马。营长把马牵回支队部，李先念和程世才商量了一阵，最后还是让把马杀了分下去。 马肉吃完之后，皮带、皮包、皮鞋上能煮的东西都被取下来煮了，有战士饿到极点，抓一把红黏土往嘴里塞，出祁连山到达石包城的时候，全军还有九百余人，但这九百余人已经是骨架撑着一层皮的状态，在石包城，左支队第一次吃到了青稞面，第一次尝到了盐的味道，许多战士端着碗，脸上的表情让在场的人记了很多年。 出山并不意味着脱离了危险。左支队出山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是打安西县城。当时得到的情报说城里的守军只有四十来人，部队想拿下县城补充给养，休整一下。 4月24日傍晚部队向安西城行进，半夜开始攻城，枪一响就发现情况完全不对。城里的守军不是一个排，马家军的一个团已经增援到位，炮火压着城墙往下打。李先念和程世才很快判断这一仗不能再打下去，命令部队撤出战斗，往城西转移。 但撤出来之后，马家军的步骑兵咬了上来，把左支队的一部分围在了五营村和王家围子。红军固守庄院，用大刀和枪刺把敌人的多次冲锋顶了回去，天黑之后才脱身。安西这一仗，二百余名指战员倒在了城下和庄院外面。从祁连山里带出来的那点元气，在这一仗里又被削掉了一层。 安西之战后，左支队往西北方向撤，4月26日凌晨赶到了白墩子。部队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马家军的骑兵又跟上来了。白墩子一带没有像样的工事，战士们依托沙岭和自然形成的土坎子趴下来，把追兵打退了一次，然后趁着间隙继续往西北走。 黄昏时退到红柳园，敌人的骑兵从两翼包抄上来，红军已经没有子弹可以成规模地还击，只能用大刀、长矛和枪刺跟骑兵贴身肉搏。红柳园这一场恶战打了三个多小时，毙伤敌军六十余人，左支队自身伤亡二百余人，红九军代政委曾日三、红三十军原八十九师参谋长刘雄武等指挥员在这一仗中牺牲。 天黑之后，剩下的部
